和平签名和游行运动

1950年6月，在国际民主妇联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发起了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妇联主席蔡畅呼吁“全国签名人数中女性要占到三分之一”。在世界和平会议分会和妇联的共同组织下，工厂女工、知识分子、女学生走上街头，以讲座、群众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宣传反对侵略战争。文艺演出，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世界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和平的重要性。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中城市妇女积极参与。各地妇联成立了家庭主妇联合会，通过挨家挨户、举办小型群众集会等多种方式，广泛组织家庭主妇。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城市妇女被充分动员起来，自发签名抗议美国的侵略。上海家庭主妇联合会的张丽萍一手争取了2200个签名。有时她一大早出去宣传，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累得晕倒在街上。苏醒后，她仍然继续征集签名。随着和平签名运动在全市顺利开展，妇女团体成为推动和平签名运动的主力军，自发征集了数千名签名。像张丽萍这样的一批“和平英雄”诞生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与城市不同，在农村妇女中推广签名运动非常困难。当时，识字妇女仅占全国妇女的10%，而农村妇女文盲率达95%。然而，不识字的妇女也和平地组织了这次大会，她们通过与识字的妇女合作来推动签名运动。西安回族妇女王莲如本身不识字，却与识字妇女石萍合作。王连茹负责宣传，施彩萍负责帮助文盲妇女签名。两人总共动员了3000多个签名。在各级妇联的努力下，据1950年8月统计，全国共征集和平签名近6000万，其中妇女签名占总数的45%。和平签名运动于1951年2月圆满结束。在全世界收集的6亿签名中，妇女贡献了一半。中国和平签名人数达2.23亿人。中国妇女为维护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代表西北1300万妇女的349名各族妇女代表在两条红边黄底巨幅上签名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姐妹致敬。 《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封面。

1950年11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支持各民主党派抗美援朝联合声明，号召全国妇女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省市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妇女委员会，组织妇女走上各大城市街头，举行爱国集会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美援朝朝鲜。这项活动在1951年达到高潮。1951年1月28日，北京各界妇女四万多名在太和殿举行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武装爱国大会。发布会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举行，游行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队伍中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还有跟随母亲参加游行的几岁孩子，甚至还有来自北京盲人培训中心的九名女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参加游行的女性中，不少职业女性利用白天下班后的休息时间，配合街头妇女组织排练阳剧、活报剧、画宣传漫画、深入社区进行家访等。这次会议展示了妇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巨大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各界妇女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理解和参与。

在和平战士张映珍的带领下，西安市六区妇女组织了宣传队，开展街头宣传。照片中是张英真和年幼的儿子，身上挂着宣传标语。 《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封面。

城乡妇女爱国生产运动

1950年底，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要求广泛缔结和认真执行爱国条约。各界妇女在妇联组织下签订爱国公约，坚决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学时事、增产储蓄、拥军参军等实际行动，为妇女作出贡献。力量。

在城市女工中，掀起了爱国增产运动和增产省钱运动的热潮。他们以工厂为战场，以斗志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据统计，女工的出勤率从比赛开始时的81.5%提高到94%，女工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作为抗美援朝的国防前线，鸭绿江西岸的安东市女工在爱国生产竞争中最为热情。他们以“工厂为战场，机器为武器”为口号，不断创造新的生产记录。全市1358名生产新纪录创造者中，女工占21%。大连裕民橡胶厂女工张兰提出“拼一秒”的口号。她准确计算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改进了操作方法。她的产量从过去每天缝制60双鞋增加到360双。 ，在质量全部合格的基础上，工作效率提高500%。 1952年，仅辽西省就有448名妇女被评为劳动模范。该省纺织女工刘秀英总结的加捻方法，使全组纱线回收率大幅降低，每月超额工作量18%。

除东北一线外，北京、上海、济南、西安等地的女工不断刷新各行各业的生产记录。北京农机厂张凤全组女工提出，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两个月的生产计划。上海数千万女工和家庭主妇响应上海民主妇联号召，抢生产40万双军鞋。许多女职工家属通过改善家务、调整生活等方式，帮助丈夫和孩子参加生产竞赛。大批劳动妇女积极投身绗缝行业，为前线战士缝制了大量军需物资。他在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物质贡献的同时，也补贴家庭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北京家庭主妇李淑清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在石景山铜铁厂管理账务。在抗美援朝活动中，她发动工厂工人为前线志愿者制作了50多个慰问袋。

比赛中，农村妇女们高喊“多种粮食扎富根，支援朝鲜抗敌”、“男人多种花，女人答应带回家”等口号，用实际行动支持她们爱国棉花和爱国粮食多样化。抗美援朝。山西涪沱河水利枢纽工程，2.13万名妇女参与建设，涌现出92名劳动模范。在抗美援朝的爱国生产运动中，妇女们学会了修剪棉花、使用杀虫剂等技术。大批高产互助团体和个体户妇女涌现，不仅增加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而且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市民妇女为在朝鲜冰天雪地里与敌人作战的志愿军制作毡袜。 《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封面。

捐赠飞机并表示哀悼

随着中国抗美援朝协会发出捐赠飞机和火炮的号召，全国各地妇女开始积极捐赠“巾帼”飞机。据1951年底统计，全国妇女团体计划捐赠的飞机和2门大炮达到59架，最著名的无疑是著名豫剧演员张捐赠的同名战斗机香玉。

1950年，时任西安剧团副团长的常香玉得知抗美援朝总协会“捐飞机、捐坦克”的号召，开始筹款与抗美援朝总社一起购买战斗机。丈夫的支持。在说服了剧团成员后，常香玉卖掉了剧团唯一一辆用来运输道具和服装的大卡车。不仅如此，她还卖掉了所有的珠宝和嫁妆。 1951年8月，常香玉开始全国慈善巡演。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她每场演出都要表演三个小时的压轴戏。虽然音乐会场场爆满，但仅演出收入还不足以购买一套。对于战斗机来说，这仍然是九牛一毛。有人帮她算了账，让她买一架15亿的战斗机，支付至少200场演出的费用。他们劝她捐出其他小武器，但常香玉带病仍坚持初衷，上台表演。她的坚持感动了中国人民。 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经过11个省市180余场义演，常香玉最终筹集善款共计15.27亿元，兑现了捐赠飞机的承诺。时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主席郭沫若深受感动，亲自为飞机题写“常香玉”字样。河南女剧作家为慈善演出捐赠战机的壮举震惊中南海。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想亲眼见到这位为朝鲜战场捐献飞机的女剧作家。 1952年4月，常香玉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亲切地与她握手并说：“你翔宇太棒了！我应该向你学习。”

常翔宇于1952年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赠的喷气式战斗机“常翔宇”现藏于北京郊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图为1992年3月22日，田香玉来到博物馆与以她命名的战机合影。

除了常香玉等有专业技能的女性捐赠飞机外，女性还聚集在一起通过众筹的方式捐赠飞机。 “北京妇女号”、“上海主妇号”、“沉阳妇女号”飞机都在各地飞行。这是全市各界妇女共同努力捐赠的。以“北京女子号”为例。 1951年6月14日，北京各界1300多名妇女集会，通过了“号召全市妇女捐献飞机”的决议。现场，来自13个单位的270名妇女捐赠了旧钱币。 9000万元。除了现金捐款外，妇女们还捐赠了2000多公斤小米。有妇女将心爱已久的嫁妆和祖传金银首饰全部捐出，当场领取金戒指、手镯27枚，黄金3两，银元114枚。燕京大学妇联韦秀媛小组想出了端午节捐粽子的办法。他们日夜奋战11天，包出了11000个粽子，并将卖粽子赚到的180万余旧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女子”飞机。工厂女工们还将增产获得的额外奖励捐给了“北京妇女号”。在各界妇女的共同努力下，委员会最终圆满完成了捐赠飞机的任务。此外，妇女团体还以“刘胡兰”、“赵一曼”、“38号”等名字为战机命名，以表明抗美援朝的决心。

除捐款捐物外，1951年3月和1952年11月，妇女团体在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和组织下，两次组织慰问朝鲜韩国对此表示哀悼。他们带来了装满生活必需品的袋子。慰问袋、崭新的军服和被子，以及全国妇女对官兵、各界妇女的关心和鼓励，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斗志。参加第二次慰问团回国后，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宣传部部长沉子久写了《致全国母亲姐妹们的一封信》，鼓励全国妇女继续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4月至8月，捐赠同名战机的常香玉多次赴朝鲜演出慰问演出，受到志愿军的热烈欢迎。

天津妇女给志愿者们送去一卡车的慰问袋。 《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插页。

参军打仗，立下许多战功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辽宁人民继续发扬“母亲送子、妻子送夫”、“保家保田上前线”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地将丈夫、儿子、兄弟送到前线参军。吉林长岭县共有参加志愿军1200人，其中女性动员567人。据辽西13个县不完全统计：妇女送丈夫101人，母亲送儿子97人，姐妹送兄弟17人。 30名未婚妇女送未婚夫参加志愿军。辽西省阜新县八区河土村妇女代表赵阿姨，解放战争时期送大儿子参军。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她就派村里当铁匠的二儿子到朝鲜前线当志愿军。支持和参军的模范例子不胜枚举。对于母亲和妻子的无私选择，《新中国女性》发表的《母亲的骄傲》以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了她们的心声：“难道母亲们辛苦养育孩子，只是为了送孩子去上学吗？”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和生命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奋斗，如果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的生活，那么我应该满足于实现我的期望了！”

左图为旅大女子马桂兰送丈夫苗千华参加志愿军；右图为吉林省云阿姨送儿子云玉蓉参加志愿军。 《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封面。

除了“送儿子送丈夫上前线”，全国妇女还掀起了加入志愿军的热潮。据河北省仅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四市统计，1950年共有1223名女青年报名参军，唐山市共有40名女医务人员报名参军。医疗队前往朝鲜。河北省高阳县于地村的谢秀梅，是抗美援朝战役中唯一荣获一等军事荣誉的女志愿军战士。她17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她多次申请成为志愿军前线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她多次冒着战火为战士们表演。随后，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申请调往前线手术室救治伤员。危险正在火线上抢救伤员。 1952年12月31日，美军在冰天雪地里轰炸了伤员的家。正在河边洗纱布的解秀梅冲进火海，救起10余名伤员。为了掩护一名重伤者，炸弹落下的那一刻，她就俯冲而下。伤员身上，他本人也受了重伤。朝鲜战争结束后，她成为电影《英雄与儿子》中女主角王芳的原型。伴随着《英雄赞歌》雄壮激昂的旋律，以解秀梅为主角的女英雄形象也凝聚成抗美援朝精神的经典记忆。

1950年11月，时任上海海军军医大学护士的李兰鼎在接到抗美援朝援助任务后，率领160余人的外科手术队奔赴朝鲜战争前线。李兰丁和她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救治伤员。在压力最大的时候，李兰丁和她的同事们曾一晚上连续为5名重伤患者进行手术。在李兰丁担任志愿者队手术队队长的8个多月里，手术队共实施手术1200余例，挽救了800多名重伤患者的生命。李兰鼎被誉为“中国的夜莺”。

歌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剧照。文工团成员王芳承担了宣传英雄、歌颂英雄的任务。在战场上随文工团唱歌时，他在掩护炊事员时被敌人袭击受伤。

除了诞生了众多模范医务工作者外，抗美援朝战争也是我国空军女飞行员第一次参战。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一个月后，1952年4月，来自新中国的三名女飞行员在教官的带领下飞抵安东，成为第一批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女飞行员。 1952年9月，秦桂芳就任机长，单飞执行任务，成为我国第一位飞赴抗美援朝前线执行战备任务的女飞行员。随后，优秀女飞行员陆续进入朝鲜战场，执行战备空运、空降、空投、部队转移、人员运输等任务。此外，还有大量女兵从事政治宣传、电话交通传输、后勤保障等工作。在更广阔的东北战线上，近2000万东北妇女积极参与医疗救治、军需生产等战时工作。辽宁有很多方舱医院。加入护理团队的妇女们在医院里吃住。他们由护士带领，三班倒，负责为伤员穿衣、洗漱、做饭、喂食、搬运粪便、尿液等繁重和琐碎的工作。最忙的时候，一名妇女要同时照顾100多名伤病员，但没有人不喜欢这些工作。他们是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可或缺的坚强力量。

1951年4月，李兰鼎登上《人民画报》封面； 1952年8月，《新中国妇女》封面标题为《新中国女飞行员》。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中国抗美援朝运动胜利结束。在这场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不少妇女加入了志愿军医疗救援队伍。许多农村妇女把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送到朝鲜前线与敌人作战。后方生产；在爱国生产竞赛中，许多优秀女职工用智力与体力的结合创造了新的记录和模范事迹；许多妇女主动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节省粮食钱并捐款购买子弹和飞机，加强国防力量。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总书记在给中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中，特别向“在朝鲜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妻子和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前线和后方为这场“建国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女性。

参考：

1、《人民日报》（1950-1953）。

2、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中国妇女》（1950-1953）。

3.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下）》，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年。

4.刘小莉：《1950年的中国妇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

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年。